LasVegas，我们念：“拉斯维加斯”。四个阴平一个阳平，一共五个音节，每个音节等于你的嘴唇、牙齿都是个重新的启动，而你的舌头，每回都重新弹跳一次，你看：“拉――斯――维――加――斯”。我们住在这儿的中国人，包括这些住了四代以上的，很少人去打听这个源于西班牙语的赌城名字是什么意思。似乎不必懂得它的词意也无妨于我们记下这串颇复杂的音节，也无妨于我们去诠释它活泼的唇齿运动所形成的谜语。我们是一个喜欢谜语的民族。我们在意的是拉斯维加斯这五个音节所隐藏的谜底。

　　我接待的每个赴美考察（访问、交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在讲到拉斯维加斯时唇齿极其到位。或许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四个中国人头次学说它时就那样到位。“拉斯维加斯”，他们默默念道。似乎冥冥中会意了这套唇舌动作的真正词意，他们回望一眼远近的沙漠，那温暖的千古荒凉，决定扎下帐篷。“拉斯维加斯”，他们念着，微笑了，然后点上一支黄蜡烛，像是本性中的一个潜伏被突然照亮，他们认定自己与这五个音节间的缘分。然后他们支起小板桌，摆开赌具。

　　从此，叫做拉斯维加斯的不毛之地出现了第一个赌场。

　　在“发财团”的大轿车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这些面孔都是朝圣者的。六十五岁的薛天奉（以下称老薛）坐在第六排靠窗的位置上，那时他对我只是考察团的普通成员，一个神态、动作都过分认真的老书生。他跟我话讲得很少，一开口就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已在他肚里给涂改多次了。他穿一件米色丝绸夹克（大多数团员都有这种夹克），拉链特地没拉到领口，露出白衬衣领和黄蓝斜条子领带。老薛身材不高大，是个很有节制地吃喝、天天睡个小午觉、坚持晨跑的人。他连老都老得很有节制：一边一只薄薄的眼袋，腹部一丘轻微突起，基本没有深刻的皱纹。没人会脱口而出地叫他“老头儿”。他问我：“安小姐，拉斯维加斯是什么意思？”

　　我领过无数个代表团，好像老薛是惟―一个拒绝稀里糊涂接受这词的人。

　　“是赌城啊！”我脑筋一动不动地说。在我和临时建交的人谈话时，我很会省脑筋。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个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化工学院的化学教授跟我之间会有延长交往的可能性。我是受雇来陪同他们游览的，无历史无未来的三天雇佣期确定了我明朗单纯，少心无肺的外在风貌。

　　“不过，这‘拉斯维加斯’总是个意思吧？”

　　“哎呀，”我欢快地抱歉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他忙说：“谢谢谢谢！”好像我真会为他去打听似的。

　　几年后我一听“拉斯维加斯”就想吐，就会汗毛里飕飕飕过冷风地反感，那时我才突然想起我许诺过老薛。我这才去帮他打听“拉斯维加斯”究竟什么意思。词意太简单，就是“小沙丘”的意思。可那时老薛已在它那五个音节的迷津里摸索好几年了。

　　我记得那个斯斯文文坐在老虎角子机前面的老薛。他一上手是赌一元钱的筹码。后来换成两角五的角子，他二个纤瘦的秀才手指拈起一枚角子，不慌不忙推进投币口，食指在上面停留一瞬。似乎那一瞬他意识到了失误，亦似乎那一瞬使他更深思熟虑。角子坠落的声响之后，又一个休止符，他才去握那根操纵柄。在所有信号飞转起来，颜色和形状混沌流过而形成一个刹那的谜团时，他嘴唇微嚅，默读着那无数萌生和混灭的可能性。然后他定睛向现实的谜底看去，淡淡笑了。似乎无论得失，这谜底都被他无条件地接受。他所有动作都属于一个极有节制的人。三天赌下来，他是惟一一个没有输掉钱的人。然而所有输了钱的人都远比他尽兴，远比他满足，张张面孔都奔放了许多，笑声也豪迈许多。

　　回程时间将至，人也输痛快了，都松弛着肢体，相互大声打探着输赢往赌场门口走。车在十分钟之内要出发，却只有老薛一人还坐在原地。

　　派我去找他。他回头一见我便笑笑说：“开始赢了。”

　　我说车还有七分钟要开啦，我的意思是，一车人输完了，您在这儿慢慢赢。

　　他没听见我表面上说了什么和实际上在说什么。他脸一动不动，朝着僻僻啪啪往下砸硬币的机器，等机器一静，他又那样蔫蔫地却举足轻重地捺进三颗角子，新的一个轮回往复又开始。我说这会无论如何得走了，他再听不见我的话也听得懂我语气的不好听了。他又对我笑笑，决定忍受我而决不屈服于我。

　　又是赢了一大把。

　　他说：“瞅见吧？……再让我拉两把肯定把三个‘7’拉出来。”

　　我说：“都像薛教授您这样，我们可没法管理哟（我在句尾加了个‘哟’，以软化语气）。”

　　机器还转它的，继续以它那些颜色、形状、数码在暗中拼凑一个结果。老薛挺括的身体从侧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御性地微向后闪，脖颈略向前，像个恭顺而自有主见的听差。

　　我终于大声打着哈哈发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个跌撞，然后回过头，眼里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见我拼命撑出的笑里那对于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车上又下来两人，来催老薛和我。机器正往那只小塑料桶里猛烈地下硬币，已下了大半桶，却没有停的意思。那两人见这情形全都不吱声了，敬畏地瞪着眼。是对这不停旋转的玩艺正在做的一个秘密决定的敬畏。一个让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以我们意志而转移的决定。

　　“再拉，肯定出三个‘7’！”其中一人耳语似的说，怕吓着专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惊动周围正在惨输的人们。

　　另一人说：“嗬，老薛头好手气来了！妈的，咱输的都跑你兜里去了！”

　　我往后退一步，闭嘴了。我可不能把这老头和他的好运气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个“稍息”姿势，手臂抱在胸前，准备好好做个局外人。

　　连赌场的一个警卫都慢慢晃过来了，看看这帮子中国佬怎么把这机器给笼络了。

　　两只塑料桶满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个“7”都沉浮不定，却在与另外两个“7”并肩时滑走了。硬币坠落又溅起，发出那廉价金属浅薄的撞击声，热闹、聒噪的好运气。

　　车上又来三四个人，来看老薛稳稳地向三个“7”攀登，没人催促。司机按喇叭的声音，谁都听不见，听也当喝彩。我换一条腿“稍息”。

　　老薛却忽然转脸问道：“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挨到车最后一排，挨着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维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们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回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呆一阵，呆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间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最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当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维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决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个屋跑到另一个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了。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他还不放我，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做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暇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罗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我不客气。”我说，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争取不欠人情，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能帮你的我帮你，不能帮的，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的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

　　“我一时不用这笔钱的。”

　　“明年我恐怕能把这钱攒出来了。”他又说，手还停在那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

　　“那你就明年还我！”我不耐烦地笑道，心里大松一口气：他求我帮的这个忙是帮起来最省力最快的。

　　他让我答应不去跟艾丽丝说，我说我干吗要去跟她说。

　　他仍是没把支票收起来。我真不耐烦了说：“我先生马上下班了，别让他看见，他很不喜欢借给人钱。”

　　老薛这才把支票赶忙揣进口袋。送他出门，看他有点颤手颤脚地钻进汽车，动作中出现了一些琐碎的磕碰，笑容和礼貌都不太准确了。

　　过了两个星期，老薛又来向我借五百元，说上次把买房的数目算错了，后来一算，竟还短五百。我没难为他让他费太多解释，“唰唰”地已写了一张支票，爽快地扯下来。这回他收支票的动作快多了。我倒真的想反悔，收回这张支票。不是我茅塞顿开地悟出他借钱的真实目的，而是我家的确不宽裕，付房子贷款剩余的钱，也仅够让月头和月尾接上缝。

　　我那时不知道他拿上钱第二天就奔拉斯维加斯去了。他那天在大街上发广告一直站到晚上六点。这个钟点在冬天相当阴暗，不小的风卷起一些鲜黄的纸片。那都是老薛塞到别人手里，又被别人马上扔掉的广告纸片。那种黄颜色黄得真是绝望，鲜亮得命也不要了，不少商店绝望地大减价就用这颜色刷出减价标志。这种黄颜色还让我想到马戏团拉场子的号音。总之老薛就在这些黄颜色纸片营造的秋风落叶的意境中沿马路往上坡走，走到金融区和唐人街的边界，走进最便宜的停车场。再便宜老薛在掏出五元钱停车费时仍心惊肉跳。五元钱的停车费和他值一千五百元的十多岁的“Hyundai”之间有个荒诞比例。但老薛没觉得荒诞，他也不觉得他费了一天工夫塞到大家手里的黄纸片又在一天结束时向他飞回来这个现象有什么荒诞。老薛是个非常认真、对自己正从事的事情怀有信仰的人。

　　我是很久以后才从艾丽丝那儿知道老薛每周五去拉斯维加斯，以及他这个惯例旅行前前后后的规定动作。就那样他从金融区开着老“现代”回到家，脱下他惟―一套西装，雇他发广告的美容店，运动器材店、星相讲座都给了他着装标准：西装、领带，皮鞋。他也很乐意衣冠楚楚地站到大街上，那样他少了些自身的次要感和多余感。否则每个接过广告的人都会给他一瞥目光，那目光告诉他，置于这个社会，他是多么次要和多余。

　　老薛换上那件米色的丝绸夹克，假如气温低，他还在丝绸下穿两件毛衣，直到丝绸被撑得不再飘抖仿佛棉被面子。然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面包，取出六片，再从一节火腿肠上削下薄薄三片。他精确地制作出三个三明治，放进三个三明治塑料袋。塑料袋被晾衣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是被一再用过，又洗干净，晾干的。除了吃进嘴里消化在肚里的东西，老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他自己的新旧循环、废品回收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系统。

　　一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老薛出现在灰狗站。一辆去拉斯维加斯的灰狗在八点半出发。老薛拎着他的人造革黑皮包上了车。曾经装过讲义、实验报告、胃得乐、一只酱菜瓶改做的茶杯、前门牌香烟的黑皮包现在装着三明治、胃得乐、酱菜瓶子改做的茶杯。他把黑皮包抱在胸口，放倒椅背，一路睡过内华达的沙漠。

　　到达拉斯维加斯时，城市的霓虹灯都快闪不动了。老薛走进他头一次结赌缘的赌场，赌客们也都睡眼迷蒙了。老薛却是满脑子的新鲜血液，小跑到柜台去兑换筹码。他第一把总是兑六十六元，数字吉祥。他选一台老虎角子机坐下，将黑皮包放在自己脚背上。

　　这就开始了老薛与老虎角子机二十四小时的对垒。老薛节奏不变地去扳那根操纵杆，像个守在机床旁、五十年代中国的劳动模范。除了上厕所、兑换筹码，去饮水泉往酱菜瓶里灌水，老薛寸步不离岗位。他的三份三明治在早晨九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被当成三顿正餐。老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分钟在吃饭上。他会连同三明治吞下胃得乐。后来我亲眼见到赌场的苦行僧老薛如何用功，刻苦时，才发现我凭老薛性格逻辑而想象的所有动作、细节有多准确。

　　整一年，老薛借钱的真实用途很好地瞒过了我。我和艾丽丝常见面，她已搬过两次家，现在住一幢两层小楼，卧室有落地窗，可以在懒觉之后呆望大海喝咖啡。从艾丽丝对这屋内陈设的漠然和不爱惜，我大致看出她对那个视觉外的房主的态度。艾丽丝的女儿倒一天一变地成长，她母亲缺乏的世故在她那儿得到了弥补。有时客人中有人背着艾丽丝讲她些是非，讲些刻薄她的笑话，五岁的女孩子并不反目，只静静地听，有时甚至会忽然拿出自己的零嘴给这个人，说：“叔叔（阿姨）吃吧，我省给你的！”

　　有次我应邀去吃晚饭，进门见艾丽丝和老薛在闹脾气。

　　“你要钱干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你要钱去干什么？”艾丽丝大声对着厨房嚷嚷。

　　老薛跟以往一样，在厨房里无声无息地当厨，并不嚷回来。

　　“唉，安，你坐！”艾丽丝来关照我，同时把话题转到她刚看的一部按好莱坞配方制出的爱情电影上。她决不是忌讳我听她的家丑，而是突然就对争执失去了兴趣。就像她对她前夫一样，本来可以在离婚时得到点财产，可她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了。

　　老薛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见到我，他猛一紧张。他一定不知今晚的食客里也有我。

　　“安，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他指着艾丽丝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但他仍是非常紧张，因为刚才艾丽丝的揭露性语言已触到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其实我也警惕了，想起艾丽丝没头没脑地问我她爸是否借过我钱。我觉得我和艾丽丝都各掌握老薛的半个秘密；老薛分别把我和她瞒在真相的两端。

　　早已忘了上下文的艾丽丝说：“真是的，国内现在单位分房还得交好几万块呐！我这不才凑了钱寄到我爸学校去！不然我妈怎么办？……”

　　顿时地，事情对我已很清楚了。我都不用去看老薛那张变了色的脸，在这个关头去看一张老人撒了弥天大谎又被赤裸裸揭穿后的脸，要残忍要胆量。我不动声色地摆餐纸，见老薛匆匆挪动的脚都是无地自容的。我没办法不去想，他拿了我的两千五百元究竟干什么去了？一年了，他戒了烟，仍是那件米色丝绸夹克，所有举动都带有节衣缩食的痕迹，我实在看不出他有那个本事把一笔对他来说的巨款开销出去。

　　客人全迟到，老薛在厨房同艾丽丝的女儿谈判：先吃饭还是先看电视。艾丽丝跑去调停谈判，但很快听见她和父亲又争起来。

　　“你要钱干吗呀！早有人告诉我你把钱花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的？安？……”

　　“安？”艾丽丝哇啦一声叫出我的名字：“噢，安也知道？……”

　　艾丽丝回到客厅，冲我就说：“安你可别帮我爸瞒什么事啊！……”

　　老薛不顾一切地跑出来说：“你找人家安什么别扭？你不该付我钱吗！我是你爸爸，不是你保姆！”

　　老薛手里端着个粉红塑料碗，身上系着艾丽丝那黑底洒满金黄大向日葵的围裙，米色丝绸夹克颜色很浑了，领口也松垮了。他的一切都变得很不准确，很不像素来那个要体面的老薛了。

　　艾丽丝一愣，对我嬉皮笑脸地指着父亲：“爸爸才不要钱呢是吧？保姆才要钱！”

　　我猜出艾丽丝有去“尼蒙马克斯”花钱的富贵，而没有实实在在的钱。那不可见的主宰者的阴影庇护着她，笼罩着她，她所有的东西都缺乏实实在在的物质感，都是实物投下的影子。她的生活，她的存在，都需要大大地实体化一下，否则便太不具体，太似是而非了。好像这也正是艾丽丝的魁力和奥妙所在，她没有物质世界的世故。

　　客人们到达时，艾丽丝早忘了同父亲的不愉快，高高兴兴换了一套深玫瑰色的长连衣裙，坐到餐桌上去了。再昂贵的衣服她都不爱惜，洗了手便叉开两只巴掌在裙摆上拍拍。她只要空下来总爱办些莫名其妙的晚宴、聚会。

　　老薛也跟平时一样，话很少，话也很得体。头次见面的客人，他马上举上一张名片。他给名片的姿势、动作从来不偷懒，总要从座位上起身，双手把名片递到人家鼻子下面，头还要低一下，眼从下压的眉骨下看上来，非常谦恭和郑重。他已发了一年多广告了，名片上还是个化学教授。整一晚上，老薛都用很轻的声音说话，希望我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因而我也就放弃了内心对他的追究。他知道那一晚上我都在追究他。

　　终于一天，艾丽丝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你借钱给我爸了？”

　　“谁说的？”

　　“你可真有钱呐！”

　　她的那种尖刻仿佛是我背着她同她男朋友约了会。

　　我说：“我借了。怎么啦？”

　　“那你跟我不说实话！我上次问过你！”

　　“你恩将仇报是不是？”

　　“你以为你对他有恩？你那点钱够他赌几次？他每星期五去拉斯维加斯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规矩本分的老薛心里怎样藏着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老薛。那个老薛欺骗成性，并有亡命徒式的对冒险的向往。他眼不眨心不跳地以谎言借钱，再眼不眨心不跳地把欺诈来的钱葬送掉。

　　艾丽丝接着告诉我，我不是老薛惟一的债主，他还悄悄向她不少朋友借过钱，但大部分人拒绝了他。她说她感谢那些拒绝了他的朋友。言下之意是她怨怪我这样既慷慨又守信最终人财两空的朋友。我的话也不好听了，对她说，为了帮我这个朋友纠正一下过分信赖人和滥发同情心的缺陷，请她尽快偿还我二干伍百元。我还补一句：“我先生还指望用它修屋顶呢。”

　　她说：“哈，你想让我还？借的时候你可没征得我同意啊！我整个给你俩蒙在鼓里一年多！”

　　艾丽丝在这时候表现出的自我辩护能力和逻辑严谨非常美国式。她一再强调这是美国，老薛是老薛，她是她；子女不继承父母的债务，万一老薛混阔留下遗产政府会继承得比她老薛丽丝多。

　　我捧着话筒听她把这堂法律讲座继续下去。她话题早已转了，一个劲向我证实老薛的荒唐程度：居然替她的生活担忧，总觉得她的生活危机四伏，所以得抓紧时间赌钱，买个大房子把她救下来。

　　我放下电话时想，不管老薛怎样堕落，这堕落毕竟还有个动人的诱因吧。

　　从此我再也打不通老薛的电话了。像我这样气急败坏，满心鄙薄地给老薛打电话的肯定不止我一个。因此，他不是关了电话铃就是拔了电话线。我向艾丽丝要了她爸的地址，并明白告诉她我要去上门逼债。她痛快地把地址给了我，还嘱咐我别去敲门，就坐在车里埋伏他，他七点半准回。她说这个战术是根据其他吃了闭门羹的债主们而帮我拟定的。她丝毫不难堪，有的只是一点孩子式的幸灾乐祸：我和她父亲不管谁治谁之于她都一样有瞧头。我简直奇怪她脑子里是怎么一个线路。

　　在一条蛮热闹的小街上找到了老薛的老巢。它坐落在一个弹子房背面的阁楼上。地方不像我想象得那么贫脊荒凉，街两旁都是店，数了数，两家花店，五家饭店，七家修手足指甲的店。还有一些进门就跌进深而窄的楼梯的那种穴洞般的店，里面经营什么你可以想象。穴口站着一个油头男人，一有人路过他就笑嘻嘻上去绑票。马路沿上还有些女孩儿，身材都不错，大家都过冬天她们过着夏威夷海滩的夏天，露出颜色很不新鲜的肌肤。她们都没有笑容，全是一副厌世的表情，看出哪个男人有苗头，她们就捺亮打火机去点叼在干燥唇上的香烟，然后两条鹭鸶长脚迈着又大又傻笨的步子迎上去。她们之间谁也不理谁，似乎同在一条街上却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因此谁也看不见谁。我从来没见过比她们更孤独的动物。

　　望着这个陌生的景观，我想一丝不苟的老薛穿着米色丝绸夹克出现在这里一定精彩。他和这些人也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也可以相互看不见，相互不妨碍。

　　八点了，我还在等老薛。显然是他先看见了我，把我闪过去了，拐角处我突见他那辆老“现代”已好好地趴在那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弹子房背后，听自己的脚在露天木楼梯上踏出击鼓般声响。大概因为委屈和愤怒，我大叫起来：“老薛！老薛！”但心里明白没人会来应我。

　　刚上到第二段楼梯，却见老薛出现在楼梯顶端，眼睛张得特大，下嘴唇也松开了。

　　“你没事吧？”他对我又大张一会眼，才问，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提了根大棒。

　　他以为我身后咬了匪盗，一听叫声就出来救我命。他说这地方随时像要出人命。老薛如此的出现让我很意外，也有点感动。我讪讪地笑道：这儿看上去是很戏剧性；我们那类住宅区的安泰，那些看电视吃冰淇淋的寡淡夜晚是对这夜晚的矫枉过正。正因为这里太过饱满的yu望和生命力，才把我们逼得缩在我们太平的地盘上，庆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乏趣和单调。

　　老薛没心思听我的哲理和俏皮。他心有余悸，催我快进屋，轻声轻气告诉我他曾听见这街上响过枪。我进了门，他在我身后把那根木棒仔细靠在门后。

　　屋子是把厨房、客厅、卧室抽象地间隔开那种：出入各个领域，你只能像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那样写意地区别一番。屋内很冷，没有暖气是一个缘故，其次还因为太清素的布置。

　　老薛去烧开水，要给我沏茶。我谢绝，他还是要烧，还要翻开一个行李包找好茶叶。他其实是在苦苦往后捱，把他进入杨白劳这角色的时间玩命往后拖。这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供我翻翻、看看，只有墙上一册挂历，是某个华人银行的公关赠品。我翻看里面的水墨人物画，却看见一个日期上写着：“借安2500元，今天到期。”我赶紧不敢再翻了。

　　我感觉到今晚所发生的事都颇意外，而所有意外都在给我的逼债加大难度。

　　老薛把茶端到桌上，又说要拿些零食给我吃。他说艾丽丝和她五岁的女儿一样爱吃零食，所以他专门去唐人街为她俩买的，还抽不出空给她们送去……我一迭声说不要不要我从不吃零食，他还是要去拿。我发现他一再开错柜子，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让自己枉然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尽管他绝望地在延迟做杨白劳的时间，但他从形到神都是杨白劳了。跟我已同在这不足二百英尺的空间内，他还在仓仓皇皇地逃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跟他有口没心地谈着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和美国单身母亲们四世同堂地吃救济。他还在疲于奔命，却也明白今晚怎样也逃不过去了。

　　一个休止。我忽然不侃了，他也忽然不逃了，我的心脏都少蹦好几下。我这个催债人比他还可怜，还绝望，还谦卑。我狠狠心，说：“老薛……”

　　他看我一眼，等我把下面那句话赶紧吐出来大家好喘气，好活下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用夹子夹在铁丝上的三个三明治口袋。它们被用得次数太多，洗得已不大透明了。我想起艾丽丝告诉我，老薛怎样自律勤俭地赌博，怎样把省下的每一分钱花在赌博中。我心里好一番感叹：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求。

　　“喝茶吧，这茶不错。”老薛说。在这个当口他已不再希望我把话咽回去；我讲出来，他的愧疚感会大大减轻。

　　我只好说了。我窝窝囊囊讲了一堆我索债的理由，但听上去都像瞎编的：我父母都在大洋那边生病，我家房顶漏了两个月雨了，我丈夫提升泡了汤，等等。

　　他一直点头，一直说：“我知道，我知道。”似乎他在告诉我，我这些话多么无力；对于索债者来说，“请立即还钱”是最仁慈一句话，除此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是对于负债者良知的额外鞭答。

　　“你放心，安小姐。你放心。”他的语气像在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而对我的称呼又回到半熟人的关系中。“我一天也没忘记你在我难的时候帮了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那样……那样无私的帮助的。”

　　这话他可能一直在肚里涂抹，修改，直到今天拿出来，仍是不尽如人意。他希望他能表达对我的感激，我却感到一份让我极其难为情的，不着边际的奉承，它让我心里那混着愧作的窝囊感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知自己愧作什么，我至此没做错任何一件事，这正是让我悲哀的地方。

　　“你放心安小姐，下礼拜一我就把钱给你送去。”老薛语气黯淡，却很果决。

　　我要起身告辞了，赶紧喝两口一直未碰的茶。这是我能给老薛的惟一宽慰了。我又说了些有空还到我家来玩之类的废话，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他坚持以那根木棒护送我。我一路走过写意的卧室。餐室、客厅、厨房，实在看不出这两千五会从哪里被榨出来。我悲哀地慢慢走下楼梯，老薛在后面慢慢护送我。街上的热闹和欢乐都成了我悲哀的一部分，都拓宽和加深了我的悲哀。

　　礼拜一我收到老薛的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他一礼拜。这是我意料中的。我等着下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一次、二次、三次。也果然都没出我意料。我每星期都收到老薛一封信，解释他何故不能守信用。

　　一天上午，艾丽丝开一辆崭新的“BMW”来了，车的颜色很好，宝石蓝。她手里晃着一大把钥匙，里面有“Benz”和“Lexus”的标志钥匙牌，都是她曾短暂拥有过的车留下的。她没坐下就给我一沓钞票，说是老薛赢了，先还我一千元。

　　我厌恶地看着那摊子钞票，怎么看怎么来路不正。

　　“谁要他赌钱来还我？”我大声说：“要是输了，是不是还得来借呀？”

　　“我也这么说他来着，他说他再也不去拉斯维加斯了。”艾丽丝大大方方，毫不介意我瞅着那些钞票的眼神像瞅苍蝇。

　　“你爸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人师表几十年了，懊，就这么为人师表啊？！”

　　“可不是。”艾丽丝百分之百站在我一边。然后她又好好笑话一番她爸爸，说这老头也不知怎么了，死活要赢钱给他那个锦衣玉食的女儿买个房子，把这女儿救出来。“安，”艾丽丝对我颠着两只软绵绵的巴掌：“你看是他需要我救，还是我需要他救？”

　　我跟她说染上赌瘾跟染上大烟瘾一样，戒起来得九死一生，她说她知道，跟染上所有、所有的毒瘾全一个样；住上个好房，开上个好车，也会上瘾，要是走火入魔更是九死一生的甭想戒。她突然看着窗外说，她爸爸了解她的瘾就像她了解她爸爸的瘾。

　　“不过我相信我爸。他抽烟的年数比我岁数大多了！说戒就再没见他抽过。他戒什么瘾也用不着九死一生。”艾丽丝顾影自怜地一笑：“不像我。”

　　我基本被说服了。老薛是个理性极健全的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

　　“这样吧，”我想了一会才开口：“我不要你爸还那一干五了。”

　　艾丽丝一抡柳眉，记不得我是谁了。“哟，是么？”

　　我忽然又烦躁起来，怕她跟我再就这事扯皮。我说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万一老薛再去拉斯维加斯，也不是因为我逼债的缘故。

　　不久我听说老薛为我的“豪举”深深感化，老泪纵横了一番，向来斯文的嘴，也赌了些不堪入耳的咒。他说他不混出人样，不痛改前非，决不再见“人家安小姐”。再听人讲到老薛，说他找到个给富豪人家烧晚餐的工作，挣得比发广告多几倍。那年圣诞节前，我收到的第一张卡是老薛寄来的。他还是一副负债者的谦恭口气，说他如何如何地感激我；我赠送他的那一千伍百元，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倍地报偿我。最后他问我父母是否康复，我家屋顶是否已修缮。

　　半年多没见艾丽丝了，她搬到更大的房子里，男主人这回是“FullTime”，不再是“parttime”，很少离开房子。这是艾丽丝没召集大家上她那儿吃喝的缘故。还有天大的谣言：艾丽丝要和现任男朋友订婚了。总之，薛家父女的消息都不错。艾丽丝不管怎样大趋势是相对永久且越发荣华富贵。

　　新年过后，我陪同国内的一个电视采访组去拉斯维加斯。他们的采访对象是在美国成绩卓越的中国人，在采访之前他们要最大程度地“感受一番美国文化”，也就是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既然拉斯维加斯已被所有来美国考察的同胞们提升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我就不便扫人的兴，提出我认识的美国文化，比如自由孤独的爵士乐，黑人的蓝调，安迪沃浩，以及威廉姆詹姆斯。

　　拉斯维加斯在下雪，地方臃肿起来，霓虹灯显得过分堆砌。走出“无上装歌舞”大剧场，我照例把采访组领去赌博。人们都各怀美好的愿望去赌了，我准备到厕所去清静一会。那里的灯火、声音至少是正常的。

　　就在途中，我看见了老薛。仅是他的背影，就让我一眼认准。我绕过巨大的轮盘赌，绕过穿紧身衫迷你裙飞快奔跑着送饮料的小姐们，站在了老薛的侧后，离他仅五步之距。我没有惊动他，就那么眼巴巴看着他的一只耳朵，一小半下巴和一大半脊梁。

　　从我视野中这些老薛的局部看，老薛没什么变化，仍是清秀斯文，很懂道理的样子。他穿一件淡蓝衬衫和枣红的毛背心，脚背上放着一个黑皮包，膝盖上平平展展搭着一件灰毛衣和米色丝绸夹克。没有一个细节显出赢的急切和输的慌乱。他绵绵不断地填筹码，拉操纵杆，形成了一套不断回旋，无始无终的动作，一个永远可以继续的过程。老薛一月两千元，除了吃和住，所有剩余都填进这个过程，以使它得以继续，得以绵延，永远继续和绵延。

　　我突然想到，老薛把他女儿和我以及所有人都骗了，甚至把他自己也骗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赢一幢房子给艾丽丝而使她在人老珠黄时不至于无家可归。那是个借口，连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推测老薛可能是我疯了。

　　老薛却是不疯的、能那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怎么会不清醒呢？他能以三份三明治（据说后来连火腿肠也省略了）来分割他的昼与夜，他一分钟也没把日子过瞎。

　　我大约那样站了有一个小时，老薛机器上的灯全亮起来，机器也停止了运转。他赢了，并且赢得不小，老薛回头扫一眼他背后的人们，两个管理人员正向他走来，准备领他去兑款。

　　老薛在回头扫那一眼时也许扫到了我背道而驰的身影，也许没有。那样的专注在他眼睛里形成一片黑暗，第一次我就注意到了那片长久不散的奇特黑暗。

　　我想，老薛大概只在赢后兑款那一刻会略微急躁。他急于把那个绵延的过程续接起来，不能让赢中断了它。他很快又回到原地，回到原有的流水般无始无终的动作中去了。

　　第二天电视采访组要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坐在拉满窗帘的座位上，就在司机座后面。司机最后一个上车，对我说：“有个大陆来的老头儿，是个教授呢，要搭我们车回去。身上一个钱也没了，看他冷得够呛……”

　　没等我搭腔，采访组的组长说不行，本来座就不宽裕，加上大家赌了一夜，都很辛苦了，回去的路上需要躺一躺什么的，以保障到了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司机说：“嘿嘿，我已经答应他啦。他现在去上厕所，马上就回来！大冷天的，老头饭都没吃！”

　　组长说趁他去上厕所，赶紧走，否则我们这些人心都软，是吧安小姐？

　　我点点头。

　　所有的人都催司机出发，说那一定是个老赌棍了，什么教授。

　　司机最后问我，你说呢安小姐？

　　我说那就走吧。

　　车拐出停车场时，老薛并没有招手。他双手抱着六十年代中国制造的仿革黑皮包，寒冷中鼻尖红透眼圈也红了。他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

　　我塞给司机三十元钱，叫他扔给那老头。老头去拿它吃饭、或乘灰狗，或换筹码，随便。而我会因为给出这三十元而心里不闹了，或许能够同大伙一样补个小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