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生活十二年而不会开车，对许多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喜欢乘公共汽车和地铁，挤在三教九流里观察他们的衣着、举止，“窃听”他们的谈话。旧金山市内有一趟公共汽丰纵穿唐人街，乘客百分之八十是华人，我可以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偶尔一两句和司机的对话，大致判断出他们是新移民还是唐人街老街坊，他们的职业或经济状况。乘公共汽车的人多数贫穷，往往有残疾者和精神病人。一次我听一位精神病人独白，竟听到不少可以为之喝彩的句子。美国的生活自由、独立是没错的，但人和人之间的隔绝非常可怕，我想正是这隔绝要对越来越多的独白狂们(如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的那位)负责。我还会去挑起一场闲聊，走运的时候可以浮光掠影地获得一点他人生活的印象。

　　我有一些女朋友是闲聊好手，会把她们熟人的、或者熟人的熟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渐渐这使成了我的习惯，只要这些女朋友打电话来，我就戴上耳机(这样可以空出两只手，该切菜还切菜，该熨衣还熨衣)，听她们柳上一个来钟头。我不少短篇小说是从这儿得到启示的。尤其是细节，若有一两个极其独特和传神的，就使我的想象蠢蠢欲动起来。

　　成花儿与少年》是这类貌似胡址的谈天的结果。当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启发了我对“Displaccmcnt”一词的思考。“Displaccmcnt”意为“迁移”，时于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纳博科夫十九岁离开俄国之后，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处房产。因为没有一座房屋感觉上像他少年时的家园。既然没有一处能完成他感情上的“家”的概念，没有一处能真正给他归属感，他便是处处的归而不属了。因此纳博科夫的一生，除了租房就是住旅店，似乎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情和语言。

　　在我看“迁移”是不可能完成的。看看旧金山30路公共汽车上的老华侨们，他们那种特有的知趣、警觉、谦让和防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假定。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splaccmcnt”添了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它为“错位归属”，但愿它也能像眷顾纳博科夫那样，给我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

　　即使曾是“花儿和少年”那样天造地设的爱人，“错位归属”使他们不可能旧梦重温。情在义也在，回到原先位置却已是陌生人。彼此心灵的迁移，竟比形骸的迁移要遥远得多。

　　这两年我对人物传记比较感兴趣。今年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叫《为说故事而活着》，也是精彩至极。

　　从中我看见了他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原型，他似乎以这本书引我走到他的或魔幻或现实的大小戏剧的后台，请我参观所有的机关布景，介绍演员们的身世。当我把这本书读完，一部哥伦比亚的当代文学史也铺展在面前了。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床边就常常放一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书。

　　虽然他的人物和情节技巧都很好，但读他的书却是为读语言的。

　　他的语言非常优美、高贵，非常饱满，有时又极其幽默。并且，他一个俄国人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英文，对我是一种鼓励。我对一些美国朋友说，纳博科夫的英文该令许多美国和英国作家惭愧。

　　当纳博科夫刚刚走红时，美国一些文学评论家挖苦过他的英文――“那缺乏弹性的俄国舌头，”――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纳博科夫给了英文新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他颠覆了正统的英文表述，给了自己创作“纳氏英文”的自由。

　　这位医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名册上找到的。丹尼斯这个姓听来有点雅，跟一个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丝”发音接近（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一个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认定丹尼斯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了。其实“常务”医生更接近他职责的性质。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给他诊，由他诊出大概之后，再把你交到各科专家手里。专家是至“专”的，五脏六腑，从头到脚，从骨髓到皮表，好几十个行业的分工，名称也各是各，医脚气的专家也有很长的希腊文的专门名称。当然是不只治脚气，踝骨以下的都归他关照。并且美国人对脚气的看法也较为积极、正面，叫它“运动员脚”。就如肥胖不叫肥胖，叫超重。据说商店里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较为鼓舞人心;特大号“XXL”不再往前头加“X”了，而把大得无以复加的型体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乐意做我自己）。在各种思潮都领先的柏克莱（美国惟一的劳工党当政的市），对各种残疾的称谓更是去除歧视意味的，比如一个驼背不可以叫他驼子，而应叫他“被脊椎挑战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扩展向社会，若谁道德败坏，他便是“被伦理道德挑战的人”，这样便排除了任何成见，表现出柏克莱人的新概念与开明。

　　还来说我的医生丹尼斯。我只凭他的姓氏给我的良好印象而选择了他。有一阵我失眠越来越厉害，便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去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个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像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那类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得紧张，门“砰”地洞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儿。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

　　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大爷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地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而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太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做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二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元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和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间于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了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地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查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还是在治病上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儿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懒地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是要耽误上课了。

　　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唯一的担心是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人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5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你该感谢上帝，我一天要说99个‘不’才说一个‘是’呢！……”

　　她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时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

　　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9块钱，下面就出现了一些议论。所以，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们争气。

　　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昂贵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了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容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装做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已经分不清是真慌张还是假慌张地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小伙子瞪着我。他耐人寻味地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摇摇头表示遗憾：“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

　　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可他还是坚持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得过分了，因为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楚楚动人的，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街道，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

　　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

　　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地请我下车。

　　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鄙夷地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4枚硬币……

　　付完车钱，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块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吗?”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我说：“明天我会把钱给你送过去……”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5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代，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到了我公寓楼下，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10块钱，只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6岁男孩。女邻居指着我说：“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小男孩茫然地摇头。

　　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姆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我劈头就问：“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予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灼烧。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很好的浓密头发，像演《雷雨》中的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个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拉着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义。

　　八月初，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句文法都稍显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节日不是一般节日，庆祝的是美食美酒。地点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一个滨海酒店。

　　沿着著名的一号高速公路曲折行驶，一路景外有景、水色山光地来到这个不起眼的酒店。一进门，却发现酒店里面其实非常之大，房子与房子之间留有许多空间，但每座房子只有四间客房，客房也很大，最具有目光震撼力的是占据醒目位置的巨大冲浪浴池。一切都为食客安排好了：食前冲浪浴可以消耗一些体能，放松肌肉，所以也就预备了更好的肠胃去饮去食。食后洗浴呢，有助于消化，让水按摩一番吃累了的身体。

　　当晚是七道菜的开幕宴。

　　食客们穿着观看古典歌剧的盛装，优雅入场。每一个大圆桌中央，都是淡紫和淡青色花卉组成的花坛，雅致得如同一台鲜花芭蕾。每一把椅子都缠着薄如蝉翼的淡青色绢纱，在椅背上以一个淡青色小花球束住。灯光是次要的，主要靠蜡烛，蜡台周围，也堆着似乎也是做旧过的鲜花，为了浪漫和怀古，舍去了太过艳丽的花朵。

　　人们悄声细语地谈话，目光也变得漫漫的。尽管从桌子中央到每个座位、呈放射状排开的七十只弹指欲破大高脚酒杯，以及每个座位前的桌面上摆着如小锅盖大的古典磁盘、吃七道菜的七套餐具，一切仍然不会让你联想到这里将要进行的暴饮暴食，饕餮狂欢。

　　第一道菜是法国厨师的献艺，小牡蛎和起司做的开胃菜。菜被宣读之后，正面的大门霍然洞开，步伐整齐地走进一队黑衣男子，高低胖瘦相仿，一律地面无表情，一律地不可一世，一律地两手高高托着巨大磁盘，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我看不见大盘子里装的是什么。队伍全部进来后，迅速变成若干小队，每小队五个人。一支支五人小队围绕着一张张大圆餐桌立定，每两名食客的肩膀之间，便矗立着一位目中无人的男侍。

　　我们全受了惊吓似的，所有谈话都噎在口中，所有的举止表情都定了格，意识到做食客也是一桩庄严肃穆的正经事。这时候各桌领头的男侍细微而权威地向左一点头，所有侍者迅速而准确地伸出左手，把左手上的盘子放在他左边的客人前面。领班侍者再向右边点头，同样果断、冷酷，似乎他不是在下令放盘子，而是在下令行刑。于是我就想到，每一个黑衣男子似乎都负责干掉两个人，只不过是以过度的美酒美食。

　　黑衣男子们一趟趟出场，进场，菜肴一道道地上来，我吃到第三道菜，就觉得已经被他们干掉了，动也动不了了。

　　我先生在一旁说，一张美食节的票要两千美元，我怎么可以不吃回老本来。他认真地品评每一道菜，每一种酒，跟同桌饕餮们严肃探讨，如同探讨一本德语小说或一部北欧戏剧（因为德国小说和北欧戏剧都以艰涩著称）。

　　等到甜食和餐后酒上来，我已经瞌睡朦胧。甜食是一个日本女厨师的作品，她纤细柔弱地走上来，把全世界各国高低不等，胖瘦不一的厨师引领上台，给大家讲解每一道菜的好处和独特处，每一种酒的来源、历史和发展，真的不亚于一堂深奥的课程。有的厨师不会说英文，还得一句一句地翻译。我看了看表，从开饭到现在，这一餐饭已经饭吃掉我四个半小时，可不就是杀掉了我小小的一段生命？

　　第二天还是吃。意大利餐。墨西哥餐。美国最自豪的牛排。

　　第三天的早午餐是闭幕餐。闭幕餐是海鲜自助，是这次美食节的另一个高xdx潮。我们下榻的酒店挨着太平洋，海鲜从它们正过着的自在日子到餐桌上不到一百米，所以是不折不扣的海鲜。并且大部分海鲜是供人生食的，不得有一点腥气。扇贝有小扇子那么大，张着带霓虹光泽的壳，里面的生物正在疼痛就进入了人们的口中。对虾通体如玉，剔透晶莹，触须和脚爪依然保留着抵抗的痉挛，两只鼓突的眼睛充满对于死亡的惊讶。一排排螃蟹腿像训练有素舞蹈者的队形。一只只牡蛎张着口，等待第一滴柠檬汁醮上来的钻心刺痛……

　　我拿着空盘绕来绕去，人在太多太丰盛的选择面前也是很累的。我是一个饮食上简单的人，一碗热汤面就心满意足，常常在做了一桌丰盛晚宴之后满心饱胀，只想吃点农家小菜。在参加这个美食节之前，我十分好奇，也天天向往，毕竟要品尝的是世界各国优秀厨师的拿手好菜呀。而此刻我庆幸它终于闭幕。假如这个饕餮盛会再延长一天，我肯定招架不住，会吃得累死。

　　围着海鲜们转了一圈，我碰上几个面熟的人。我先生叫着他们的名字，无非彼得、杰克、玛丽之类。我问他跟他们是否是熟人，他反问我，难道不认识他们了？就是第一天开幕宴会坐在一起坐了近五小时的同桌啊！

　　我对自己的记忆很失望。后来又一想，也许烛光下人看人不容易看清楚，也许这两天的饕餮生活使他们都陡增了体重，圆润出一小圈来，所以原来处成了半熟人的同桌们，又退化成陌生人了。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