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下雨了,但是我没有带伞。全身都湿透了。心累的不行行。
我所见的叶圣陶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zhez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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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韦杰三君①
①此文原载在《清华周刊》上,所以用了向清华人说话的语气。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就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听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怅惘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便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我到古月堂一问,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照相毕,入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那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以想见了!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1926年4月2日。
(原载1926年4月9日《清华周刊》) 这座城:zhe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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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话可说
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在别处说过,我的“忆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并世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止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决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
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地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
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
但近来在戴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
1931年3月。zhez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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